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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期

张辉:王世襄为什么“不待见”自己的《中国画论研究》

王世襄治学有一个可贵处,就是清晰地厘清传统书画研究与工艺研究的不同。他的著作中从不随意混淆两者。他早年撰写《中国画论研究》,全书稿上起先秦,下至清代,征引众多画论著作,洋洋七十余万言,文字总量超过《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但是,在他后来的这些工艺理论著作中,人们看不到任何附会画论的片言只语。要知道,他如想引用画论,易如反掌,多少语言资料可供遣用,丰富万端的说法凭其发挥。

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
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

传统画家们没有描写、探究物质世界的兴趣,画中山非山、水非水、花非花。他们推崇诸如精神建构、人生理念、境界高标等等说辞。某些人认为,中国画画的是一部心灵史,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逻辑的特别的历史,背后有深厚的哲学、宗教。老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热衷于画家的立志于道、近道悟道、澄怀观道、修身养性的研讨。中国画对主观感受的追求,一方面,让艺术达到了一种别样的境界。但是“气韵生动”“神妙能逸”之类的概念、术语,模糊空泛,没有客观、统一标准,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虚无缥缈。艺术史评论中的大量的辞藻,放在五代荆关董巨身上可以,放在元四家也行,放在明四家亦然,放在清代四王吴恽也非为不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往往使用玄妙深奥的“道”“气”“神”“象”等概念,它们没有公认的、精确的界定,无边无际。实际使用表述中,怎么说都可以。它们缺少一件件作品的具体分析和阐发,更无技术层面的关注,基本是笼而统之的精神宏论,其文字大致放在各个场合均可使用,看起来百分百没什么错,但因为没有新的信息,又百分百的没有价值。这种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老生常谈大道理,万应灵药式的学术套话,一般是高大、空泛的词语排比,放在哪里都没错,但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不着边际,许多是没有文化信息的“拜年话”。 

实际上,历史上大而不当的玄虚和附庸风雅就让王世襄的研究深受其害。他说过,《髹饰录》“最显著的缺点是黄成原文采用了一种比喻方法,甚至影射附会的方法,以致隐晦难懂。”“他想借此夸耀学识渊博,文笔典雅的意图,我们认为是存在的。由此他开宗明义地指出髹饰之中包含着与天地造化同功,四时五行想通的大道理。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与漆工并无直接关系的种种自然物象被当作标题使用,经、史、诸子中的词句也被引用,这样一来,距离漆工的实质问题却越来越远。在外因方面,明代社会严重存在着重士轻工的风气,许多人重视读书致仕,看不起劳动生产。一本漆工专著如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会被认为不过是工匠的手册,得不到重视。”(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9页。)

王先生研究中有切肤之痛,他也清楚传统的士人文化与匠人文化界域之隔。他的著作中,没有传统经典的比附和引申,没有画论诗论中虚无缥缈的意象和华丽的辞藻,只有客观平实的解析,一板一眼,规范清楚。

行文至此,笔者长久的疑问可能有解,王先生二十多岁写成的《中国画论研究》书稿,为何以后常年未再修改,更无出版打算。虽然后来他在此书“出版说明”谈道,“其主要缘由盖因57年划为“右派”,著书出版已无可能。”其实这不足说明问题,因为王世襄一直在研究课题,1958年还自费印制了《髹饰录解说》,也积极准备《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这里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他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营造学社式的学术研究,实证的治学观念和方法成为他的学术规范。传统的画论研究,乃至已有的成果,他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作于1996年之《大树图歌》有句如下:”行年近而立,放心收维艰。择题涉文艺,画论始探研。上起谢六法,下逮董画禅。诸子明以降,显晦两不捐。楷法既详述,理论亦试诠。所恨无卓见,终是饾饤篇。何以藏吾拙,覆瓿年复年。”后来他声名正隆,此书稿很偶然、很被动地出版,“竟能侥幸出版,实出望外”。可是,其书名后仍缀有“世襄未定稿”。

 王世襄
王世襄

朱启钤是营造学社的创办者,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民国内阁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阁内务部总长、京都市政督办。

为了市政改造,他对土木营造格外用心,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1929年,朱启钤偶然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北宋李诫的著作《营造法式》,其中许多名词生僻难懂,犹如“天书”。他后来在《重刊〈营造法式〉后序》中说:“庚辛之际,远涉欧美,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有专书。益矍然于明仲作为营国筑室不易之成规。”朱启钤感觉到,浩瀚的文字成果固然是中华文明的体现,古建筑和其他营建同样承载民族文化的荣光。

朱启钤为了破译这本“天书”,在美国庚款的资助下,开始了关于《营造法式》的系列主题讲座。后来,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以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对中国的古建筑等技术营造进行整理和研究,并予以抢救、保护。

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

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了大量专门著作,其中古代建筑专著30多种,此外,还有学社社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今天,这些成果也都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史料。

“一般的学人若想加入营造学社,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营造学社后,还需经过专业训练,这使得营造学社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同时更加像一所专门学校,因而团结和培养了大量建筑专门人才,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罗哲文等许多建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均出自中国营造学社门下。”(《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始末:破译一本“天书”,培养一代学人》)艾克、王世襄也是第一期会员。

“中国营造学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考古,而更在于其将中国古代建筑在考古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化、社会化、国际化,最终将中国古代建筑由经验性工匠思维发展成了国际上认可的科学性技术,改变了中国只有建筑,没有建筑学的状态。”(王长森:《中国营造学社的意义》)

营造学社特别重视工匠的作用,明白被视为“匠人之术”的古代土木工程,历来依靠工匠的师徒口口相传,无人以文字和图绘认真记载。文献中偶有零星记载,“专门术语,未必能一一传之文字。文字所传,亦未必尽与工师之解释相符……历代文人用语,往往使实质与词藻不分,辨其程限,殊难确凿。”“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他们径直去求教民间艺匠,“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

煌煌中华古代建筑,宏伟精丽之观,今日回首,何其辉煌,拍拍脑袋一想,也应该是文化人参与指导、亲自设计。但历史的真实就是那么残酷。建筑营造和木器匠作一样,匠师与士人间的隔膜之大,距离之遥,令人匪夷所思。在这个盛产上智下愚、重道轻器的“文人情怀”国度中,与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留与后人的是,“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调谐之音节耳。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梁思成语)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古代建筑研究处于筚路蓝缕之时,梁思成指出:“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它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数千年来古籍中,传世术书,惟宋清两朝官刊各一部耳。此类术书编纂之动机,盖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无准则,故制为皇室官府营造标准。然术书专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于文字之难,术语日久失用,造法亦渐不解,其书乃为后世之迷。”(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一章序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梁思成最初面对古代建筑学的空白,是从故宫建筑入手,博征技师、请教名匠,耳聆手记,逐渐接近了中国古 代建筑的堂奥。1934年,其首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出版,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匠人之术”“匠学”的成果。

笔者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勃发期和黄金年代。西方的历史学、文化学、考古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武装的新一代学人,结合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和成果,使学术史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营造学社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沟通了工匠和文人、文献和实物、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尤其是开辟“师承工匠”的风尚,不仅仅是方法上的变革,也是观念的鼎新,是对中国物质文明史真知灼见的体现。这种精神是对传统文人辞章之学中讨生活的颠覆。

包括古典家具在内的各类古代工艺制作“匠学”“匠术”,被中国知识界关注、研究,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背景是现代西方科学体系登陆我华。其以营造学社研究模式为代表,其要素为考察实物、请教匠师、研读文献,可称为“三重研究法”。

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开创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证的现代学术,朱启钤则开拓了“三重研究法”。朱启钤也正是这个时代“开风气,示轨则”的一代大师巨子。他在某些具体研究上拥有空前的成就,同时开启了无数学术法门,让后人沿着其方向继续前行。其遗留的思想理论、操作方法、人才梯队,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后人,包括王世襄。他们都更重实证和匠学的发掘。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等著作的问世和引发的一系列反响,是三十年代这场观念和方法革命之光的焕发,是营造学社学术血脉的延续。

王世襄在心灵深处,更崇尚营造学社的实证式学术精神和研究成果,这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中国画论研究》有些怠慢的原因。

作者介绍:

 张辉,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明清家具研究学者 

张辉

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明清家具研究学者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整理《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2017 年出版《明式家具图案研究》(故宫出版社)。2019年出版《中国家具日历2020》(中国林业出版社)。

(来源:第五十九期《品牌红木》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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